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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督走来,向马克思走去

时间:2016-12-03  来源:  作者:孙萌萌  浏览量:
 

 

陈映真

 

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再次,你是中国的孩子;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我把这些话送给你,摆在羁旅的行囊中,据以为人,据以处事。

“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再次,你是中国的孩子;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我把这些话送给你,摆在羁旅的行囊中,据以为人,据以处事。”

1968年,陈映真因阅读禁书的罪名被捕入狱。他的父亲陈炎兴赶来看他,在简短的会面中,对他说了上面的话。这个虔诚的牧师或许并没有想过,自己会培养出一个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儿子。但是作为儿子的陈映真,却将父亲的这几句嘱咐遵行到了人生的终结。

2016年12月1日,北京八宝山,晴朗的冬日暖阳之中,陈映真的亲友赶来送他最后一程。蛰居养病10年之后,这位有“台湾最后的马克思”之称的著名现代主义作家走完了他在普世的最后一程。在送别陈映真的过程中,一句话被不少人提及:一个时代结束了。

教堂房间里的少年

今天的陈映真被很多人推重,是因为他是一个左翼作家,更是位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台独”的文学批评家。然而,当我们回望这个自由奔放的灵魂所留给我们的那些美而有力量的文字,当我们追溯他上下求索的来时路,会发现这位“台湾鲁迅”其实是从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大相异趣的宗教家庭走来。

永真、永善,1937年,牧师陈炎兴为自己的孪生子起了这样的名字。他希望他们向真向善,成为这世界美的存在。9岁那年,小永善的胞兄永真夭折,他如同失去了一个映像中的自己,日夜啼哭,改名映真来纪念他。直到21岁,陈映真都过着定时祈祷、参加团契的标准基督徒生活。为了节省经费和保证他的宗教生活,陈映真求学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在父亲的安排下居住在当地教堂的一个小房间内。纵观陈映真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基督般的悲悯和对灵魂的深刻自省始终贯穿他的文学创作,也让他的小说作品从一开始就在思想上具有了相当的高度。

研究陈映真文学作品的著名学者赵刚曾经评论说,陈映真首先是个思想家,其次才是个小说家。的确,在他1959年以《面摊》出道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至今依然远远超前于我们的当代,更别说他创作之当时的孤独的青年思考者”(赵刚语)。这种对自己、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其实就来源于陈映真开明的父亲,而具有远见的教育,又让陈映真渐渐脱离了父亲所走的基督之路:陈映真对于一个中国的认同,来源于父亲,也是在父亲的书房里,第一次读到了鲁迅的《呐喊》,从此接触了大量大陆的左翼文学,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

与历史正面相值

陈映真被捕的1968年,正是全球左翼狂飙运动在各个大陆掀起一波一波的革命热潮之际。然而在这个节点上,台湾岛内的文风仍如黑甜一觉,沉睡在白色恐怖的“摇篮”中。对左翼人士的迫害亦从未停止,陈映真恰“成为了这个拙劣反讽事件的强制演出者”。

被捕定案之后,陈映真被关押在台东泰源监狱,在这里,他见到了百多名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入狱,甚至已在狱中度过了20余年孤寂生活的政治犯。一个心怀着基督般悲悯的年轻作家就这样“和被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如果说在这之前,“一面赤旗”还只是年轻作家对改变未来的诗意想象,那么在囹圄之中,这个想象以极为残忍的面貌被推到了眼前。那有着最柔软的心的青年心中的圣殿被拆毁了,他从教堂的小房间走了出来,进入了更大的,更真实的世界。

著名作家蓝博州在纪念陈映真的文章里这样写道:“正因为有过这样直面被湮灭的历史的经验,他后来的中国认同才会有不同于他人的发展与坚持吧。”

入狱时,陈映真31岁,这一关就是7年。

1975年,因蒋介石逝世,陈映真蒙特赦出狱。出狱后的陈映真,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与论评中。他甚至以许南村为笔名批判自己早期创作的作品,从文学创作的领域对自己展开深刻的自省,并诚恳地写下:“七十年代以后,我们的新锐的、革新的文坛,有了一定的成长。在现代诗论战中,文学的社会性、民族性被提出来了;以黄春明等为代表的,拥抱了广泛生产者的小说出现了;以《文季》季刊为指向的社会的、批判的、爱国的文学道路划出来了。这些文坛的新事,说明了我们的一些优异的革新的文艺工作者,有足够的青春和生命去超越某些陈映真早期作品中所表现的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忧悒和无力感。”

这些对自己的犀利评论,标志着一个以怜恤、阴柔的悲悯为主轴的陈映真,正在长成一个以笔为刀的战士:“从七十年代初新诗论战的时代以迄于今日,‘文坛’上一直有这样或那样以‘扣帽子的能力很强’自诩的教授、作家、诗人、艺术家和评论家们。……我送你一句拿撒勒人耶稣说过的话:‘那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不要怕他。’”

渴望民主、追求自由的陈映真生活于国民党高压统治的“戒严”时期,这限制了他,也成就了他。基督徒对真理的追求与超越保护了强权压制下的陈映真那庄严的灵魂,而这个灵魂也在内心的不断自省和生活的坚韧磨砺下朝向了正冉冉发光的祖国。

中国的孩子

“陈映真左翼思想的多层次繁复、内在紧张与开放性,不但对今日第三世界(包括台湾的与中国大陆的)左翼关于其主体与文化的重建有高度参照意义,也对所有企图理解与反思现代情境的思考努力,有高度对话意义。”赵刚说。

赵刚的印象,不是单独的。与陈映真有过密切交往的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王安忆也曾表达过对陈映真的孺慕之思。“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我总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回应,可他总是不给我。或是说他给了我,而我听不见,等到听见,就又成了下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在王安忆的文章《英特纳雄耐尔》中,曾满怀深情地描述了历经磨难的陈映真与大陆作家初见时的情景。在王安忆的心里,陈映真想象中的大陆作家与他眼前所见的,有太多不同。尤其在这个时间,台湾乡土文学不断鼓与呼的陈映真的思想已经走上了更高的层次。

1979年12月,台湾爆发了“美丽岛事件”,陈映真敏锐地察觉到,文坛上涌动着一股“从反国民党的义愤向着反民族和分裂主义转向”。从前的台湾乡土文学,甚至一度被称为“工农兵文学”,主旨是反击国民党的思想压制。但随着“美丽岛事件”的转折,文坛上的“台独”意识开始抬头。这一威胁到民族大义的现象,引起了陈映真深深的忧虑。自此,陈映真将自己的许多精力投入到反对“文化台独”和揭露白色恐怖中去。他发表的《铃铛花》、《山路》等作品,真实反映了动乱时期人的遭遇。他所描绘的“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的革命者,也成为解严后震撼台湾青年的形象。

陈映真去世以后,不少媒体指出“憾未叶落归根”的意思,面对这样的论调,蓝博州认为,陈映真一直就以“中国的孩子”自居:“对病逝北京的先生而言,根本就没有人们所谓‘落叶未能归根’的问题与遗憾吧。”

我们不知道在人此世尽头是否真有天堂存在,但愿有,相信有,愿陈先生在那里永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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